历史是个邪恶的老师，只对自由人诉说真相。

——阿克顿勋爵

几千年来，中国一直强调“以史为鉴”，历史甚至一度成为了国人的信仰。但过度沉迷于帝王将相的丰功伟业、后宫嫔妃的宫闱琐事，历史还会成为一种羁绊和负担。

一个国家，对历史有怎样的认知，这个国家就拥有怎样的未来。因此，正确认识历史，更为重要。

在西方思想史上，有一位出类拔萃的大师，他就是“最博学的西方学者”——爱德华·阿克顿勋爵。

世人熟知阿克顿，往往是因为他那句“权力导致腐败，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”。但很少有人知道，阿克顿的“本行”是历史学者，他几乎以一己之力重新定义了历史。

他对“历史四个层次”的划分，值得每一个现代人深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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历史的价值不是悠久，而是真实

某些传统社会的历史非常悠久，但其官方史书却充斥着伪史、秽史，最典型的就是专制君主“当代修史”。他们为了维系自身道统，总要删改史料、掩盖真相。

读者要在浩如烟海、假货遍地的“历史”中挣脱权力的宰制，必须有寻找真相的见识和勇气。从这样历史中所能汲取的教训，就是强权、奴役和虚伪。

所以阿克顿指出，历史是否有价值，不在于其悠久和丰富，而在于其可信度。虚假的历史堆砌得再多，也等同于垃圾，还不如没有。

人类唯有在可靠的历史事实中，才可能吸取到真正的经验教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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历史的意义不在当下，而在永恒

人们通常以为，历史的主要意义就是为当下提供经验教训。

这并没有错，但若仅仅如此，就会走向狭隘。因为，“当下”总是充满纷争与躁动，而神圣、公正的信念应当超脱于其上，需要在宁静的空间里形成。比如自由、道德、信仰远比某个时刻的历史更重要。

所以阿克顿在《自由与权力》中说，“在可信性之外，是超然性问题”。历史意义的关键一点，就在于“把握永恒的问题，使我们免于局限短暂易变之物”。

读历史，在于思索事物的起源和根源，从而获得一种超然性的智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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历史的道德是不是阶层的，而是普世的

面对历史，如果仅仅关注真相，往往容易得出错误结论。比如，同样的历史文献，有人从中读出了“契约、和平的文明大趋势”，有人却只能看见“丛林法则的阴谋和暴力”。更别说有人基于个人或阶层的道德观念，任意地拣选史实、裁剪史料。

因此阿克顿不是简单地陈述历史，而是从历史的道德关怀出发：警惕权力，捍卫自由，重拾道德。

在《近代史讲稿》中他说，“观念时常反复，行为规则经常变化，信条亦有兴衰，唯独道德法则铭刻在永恒之碑上” 。

他在《法国大革命讲稿》中对革命者的嗜血杀戮、道德沦丧更是发出了最深重的抨击。

他还近一步指出了“历史对现实的道德意义”：历史必须有道德和信仰贯穿其中，必须回到对人本身的关怀；失去了道德原则的约束，历史极容易造成盲目的仇恨，变成对屠杀的召唤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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历史没有黄金时代，只有改善路径

阿克顿认为，相比古代史，对近代史的认知更加重要。因为他拒绝承认所谓“黄金时代”，只承认有限的改善。

近代史中人类从野蛮向文明的转变，有助于我们看到，“神的统治智慧，并不体现于世界的完美，而体现于世界的改善”。

近代史“讲述着我们自己的故事，是我们自身生活的记录”，近代史“仍然牵制着人类的步伐，困扰着人类的心灵”，近代史的每一部分“都包含着极其珍贵的教训”。如果我们不知道利用其中的先例和教诲，将来只会重蹈覆辙，并要付出巨大的代价。

为此，阿克顿对近代史花费了最多的心血，他留下的《新编剑桥世界史》等鸿篇巨著，也为各国的近现代转型提供了极佳的镜鉴。

阿克顿的历史研究，是西方古典自由主义的最后回音，他所强调的，恰恰是近代中国最稀缺的转型资源——自由、道德和信仰。

这种独特的历史视角，是国人所陌生的，也是国人所匮乏的——这或许正是中国走出治乱循环怪圈的症结所在。

事实上，这些还只是阿克顿思想洞见的一小部分，他的渊博和深刻，他对权力的警惕，使他成为先知般的预言者，但也注定了他的著作极难面世。他的书被译为中文后，已经多次绝版。